主 管: 中国社会科学院 主 办: 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 与传播研究所 出版日期: 每月25日 国际标准刊号：ISSN 1005-2577 邮发代号：80-998 国内统一刊号：CN 11-3320/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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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我国网信事业，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进一步提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具体发展要求，指明了新时代网络空间综合治理的主旋律与方向。论文从网络综合治理的基本主体与能力构成出发，探讨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战略意义。在此基础上，以相关论述为研究文本，通过基于预训练词嵌入模型的余弦相似度语义网络，构建覆盖不同发展阶段的知识图谱，追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综合治理相关论述的思想脉络与发展要求。提出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研究的重点与进路，为促进中国网络空间发展，健全学科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研究提供参考借鉴。
互联网和数字技术不断激发人们在数码研究内容及方法上的探寻，田野调查、参与式观察、民族志和访谈法等质性方法被广泛应用，但某些问题也凸显出来，一些声称采用民族志方法的研究其实主要运用的是访谈法。值得注意的是，民族志方法与访谈法关系紧密，但并不等同。要深化数码文化研究，需要从知识生产和方法论层面对两者的关系重新做出理解。数字时代的民族志研究承袭了民族志强调“方位感”的传统，即对研究对象的活动阐释需要将其定位到某个文化位置上。对这一前设性条件的认识，有助于理解网络研究中民族志与访谈的区别。在网络空间进行质性研究时，可以通过描绘数码空间，定位研究者和研究对象的位置，呈现人的故事等方式，一定程度上可避免将访谈误用为民族志，从而实现两者恰当的结合以及访谈法的拓展。
受制于传播研究中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媒介本体的权力问题在媒介研究中一直受到局限，常常被遮蔽、被回避以及被转置在媒介研究的理论谱系中。该研究从后人类主义与生成本体论的视阈出发，重新审视了媒介研究中的权力问题，考察了媒介本体权力的理论进路、运作逻辑与现实意旨，并据此发展出了一种本体化的媒介权力思想。本体化的媒介权力思想将媒介权力的社会范畴从“媒介所有者的权力”延展到了“媒介本身的权力”,为媒介权力赋予了对称性、物质性与生产性的理论品质，这也使得媒介权力的理论价值拥有了积极的社会面向。本体化的媒介权力运作逻辑主要体现在时空构造、关系转圜、制度“界入”与行动耦合四个层面，它们在底层逻辑上形塑了人类自身的存在维度、万事万物的联结方式、现实社会的秩序结构与具身实践的行动规则。本体化的媒介权力实践突破了媒介在人类中心主义向度中的权力工具隐喻，激活了媒介作为行动者的权力自主地位，这对于我们审视当下的自我持存、物质效力与社会图景具有积极的现实意义。
南部理论是曾被殖民国家在反抗斗争中的实践总和与理论建树，对以欧美为中心的思维方式提出了挑战。在南部理论的集群中，印度裔传播学者的作为鲜明独特，在以西方为中心的全球传播学范式发展乏力的背景下，提供了理论创新的另一条道路。他们所构建的理论根植于本土传统，在批判殖民遗留的同时，于自我反思中承袭、超越，并取得理论的代际发展。通过对印度裔代表性学者佳亚特里·斯皮瓦克、达雅·屠苏和莫汗·杜塔的半结构性访谈，揭示了三代学者理论的演进。印度庶民和边缘人群自下而上的具有鲜明本土性的知识生产方式，成为印度裔传播学者的理论源泉，与南部理论所强调的重塑地缘政治与再造全球传播的路径不谋而合。此路径的达成说明，南部社会本土产生的内生动力能够支撑南部理论走向深远。从战斗性的外部批判走向内省性的自我重访，正是南部理论发展壮大的动力内核，对我国构建新闻传播自主知识体系亦有一定启示。
近年来，美国不断加大对华舆论压力，形成了一条“学者爆料—媒体炒作—政府跟进”的谎言传播链。“中国通”在美西方对华舆论战中无疑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对其开展深入研究是中国应对舆论战的破局关键。研究首先基于前期工作识别了2060个“中国通”X(原Twitter)账号，然后对其2018-2022年的互动推文进行网络分析，最终得到由411个持续参与反华议题用户构成的在线社群。社会网络分析结果显示，“中国通”在X平台上形成了三个反华舆论集群；连续参与者构成了具有等级差异的实践社群；社群为其成员提供了与“精英”互动的机会，并使他们的联系多样化。研究证实了社会选择是实践社群成员角色演化的重要机制，其中驱动社会选择的关键因素是组织地位。此外，还揭示了“中国通”实践社群如何帮助其成员扩大在公共网络中的社会影响力，对我国今后及早阻断舆论攻击具有实践意义。
社交媒体为“杀猪盘”等网络电信诈骗的“剧本”提供了表演和呈现的舞台。基于参与观察法，综合符号学和拟剧论的理论视角，论文分析了一起疑似网络招商类“杀猪盘”骗局如何通过“真实技术”完成“符号表演”的过程。通过对17名招商类“杀猪盘”受害者的访谈，探究这一过程何以对他们产生影响。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作为“舞台”具有一定的优势，“杀猪盘”中的“屠夫”借助虚假的角色扮演和与剧班的共谋，通过身份、人格、关系、行为、事件、情境6个方面的“真实化”呈现，掩盖了其“意图意义”,最终获得了受害者的信任并促使其做出投资决策。社交媒体可能成为符号操纵和表演的“舞台”,促使符号身份、符号事件和符号情境的虚假建构，导致了符号异化。
受益于制定法、法院和国会在总体权力羁束下留出的灵活裁量空间，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以欺骗性行为和不公平行为这两种案由双驱规制违法广告，在研判广告是否违法的主要环节和细目上都站在消费者立场，以理性消费者的认知和损害风险为判断依据，以消费者保护为规制目标，表现出显著的消费者本位主义。201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和2017年《“十三五”市场监管规划》已经分别把保护消费者列为广告法律规制的首要目标和市场监管的核心，但立法需要进一步明晰并合理化违法广告的内涵与外延，规制机构积极逐案执法和创新制度，才有望真正落实广告规制的消费者本位理念。
20世纪20-30年代，一股由小报制造的选举“皇后”热潮风靡上海各大学，才貌出众的女大学生被称为“皇后”受到热烈追捧。小报肆意对“皇后”进行观赏、品评和侮辱，引发诸多女大学生抗争，却均以失败告终。党政方面虽试图干涉，却禁而不止。其后在国难的语境下，经过小报、电影与文学作品的接力式塑造，“皇后”作为一个脸谱化的负面符号，成为近代中国女大学生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并被知识分子视为五四运动以后大学教育与妇女解放运动失败的标志。近代上海小报对女大学生“皇后”形象的塑造，显示近代中国女性形象在传媒话语与历史境况之间存在复杂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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